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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今年2月17日起，A股市场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。而主板注册制的首批10只新股安排在4月10日集中上市，其中沪市、深市各有5只注册制新股。

从主板首批10只注册制新股的发行来看，23倍新股发行市盈率的限制果然被大幅突破。除了沪市一只新股的发行市盈率最低为20.21倍，稍低于23倍市盈率之外，其余9只新股的发行市盈率都超过了23倍，发行市盈率分布在26.81倍~90.63倍，最高发行市盈率约为23倍市盈率的4倍。

在取消23倍新股发行市盈率的限制后，全面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价格呈全面走高之势。实际上，这种发行价格的走高在科创板、创业板新股中表现得更加明显。比如，紧接着主板首批10只新股发行的科创板新股某某科技，在行业市盈率为58.19倍的背景下，其发行市盈率高达368.92倍，是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的6.34倍，发行价格高达245.56元，直接将不少投资者吓得趴下。

为什么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价格会走高，甚至是大幅走高？

这是值得市场各方面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毕竟新股发行价格的过度走高，并因此引发“三高”(高市盈率、高发行价、高超募)发行，这被视为是股市的一大毒瘤。它不仅造成了有限的股市资源的大量浪费，而且还加剧了新股的投资风险，严重损害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。因此，“三高”发行是妨碍股市健康发展的，这个毒瘤必须予以铲除。

那么，在股市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能否铲除“三高”发行的毒瘤呢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。虽然从表面上来看，注册制的实行推高了新股发行价格，但实际上，注册制的实行与新股发行价格的走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比如在2020年的时候，注册制下的科创板甚至出现过“三低”发行。如当年9月发行的某某新材，发行价只有2.49元；发行市盈率仅为11.51倍，计划募资2.155亿元，实际募资1.076亿元，远未完成募资目标。可见，即便是注册制，新股也可以不是“三高”发行。

那么，为什么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价格容易走高，甚至会引发“三高”发行呢？究其原因。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。

一是过去新股发行长期形成的“新股不败”现象，让投资者对注册制下的新股高价发行的破发风险认识不足，以至投资者还是热衷于打新股。虽然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也出现了新股上市首日破发现象，但投资者又心存侥幸，认为自己中签的新股不会破发，所以投资者还是踊跃打新，导致新股发行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状态，新股发行价格也因此而走高。

二是市值配售打新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在23倍发行市盈率限制的背景下，市值配售是中小投资者的一项福利制度。但在取消了23倍市盈率限制的情况下，市值配售就不再是投资者的福利了，它甚至会带给投资者打新的风险。在全面注册制的市场环境里继续实行市值配售，让投资者没钱也可以打新，从而导致新股发行的虚假繁荣，并推动新股发行价格的走高。

三是询价制度没有体现出市场化发行的原则。在经历了2020年某某新材的“三低”发行之后，管理层对新股询价制度进行了修改，从而引导询价机构报高价。毕竟报高价的机构可以参与网下配售，而报低价的却被淘汰出局。并且报高价的机构并不需要按自己的高报价认购新股，而是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来认购新股，这就让报高价的机构成为受益者。因此，目前的询价制度是对报高价机构的一种鼓励。实际上，如果按询价机构的报价来认购新股，这更符合市场化原则，询价机构的报价就会慎重许多。

四是保荐机构为了收取超额保荐费用而推高新股发行价格。注册制下的新股高价发行，甚至“三高”发行，保荐机构是重要推手，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收取高额的保荐费用。目前对保荐费用的收取，管理层并没有限高，尤其是超额募资部分，保荐机构的收费很高，通常都在募资的10%以上。对高额保荐费用的追逐，推高了新股发行价格。一些保荐机构为了一己私利，干出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事情。

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的存在，从而造成了注册制下新股发行价格的走高，甚至出现了“三高”发行的现象。由此可见，新股“三高”发行与注册制并无必然联系，只要管理层对症下药，是完全可以让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回归理性状态的。实际上，只有新股的理性发行才是全面注册制之福，同时也是中国股市之福，股市投资者之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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